【明報專訊】4月初我參與在中文大學舉辦的一場「萬人空巷」的對談活動，主講嘉賓分別是近年頗受注目的人類學家項飆教授和本地文化研究學者彭麗君教授。我過去雖曾讀過彭教授的一些著作，但那天卻是我第一次親身聽到她的分享，對她的自省、對年輕人的關懷、對香港社會的着緊及洞察都留下深刻印象。活動過後雖然我寫了篇側記，但總覺得尚有很多問題想向彭教授請教，於是終於在讀畢她的新作後鼓起勇氣約她做訪問，以期有更多收穫。
s：彭教授，上一次你跟項飆教授的對談引起不少關注及迴響，現在回看你對那活動有什麼看法麼？
彭：那是個很難得的機會，而因為項飆的號召力，參與人數眾多，交流起來自然不那麼容易。如果可以重新再辦這活動的話，我希望能夠與參與者有更多交流。當時有同學提到些和社會現况相關、不容易回應的問題，但因為場面太大，我們無法與大家深入討論。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雖然有些問題不易回答、甚至沒有答案，但同學提問的勇氣、思考的意願都應受到鼓勵。
學生對教師信任減
s：你在講座中及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因宏福苑大火後一名學生願意委身陪伴災民而受感動，也在過去的訪問中談到很擔心當今的學生很「吽哣」。你對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觀察麼？
彭：我自己感受較深的，是現在的學生對老師少了信任，這跟我剛回到中大教書時很不一樣。
現在學生對老師不一定那麼信服，他/她們可能覺得自己透過網絡、AI便能學到課堂上教授的知識。對他/她們來說，教授是大人、代表着制度或建制。這也不是香港獨有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趨勢。我們不能逼學生在課堂上給反應，否則只會適得其反。作為老師，唯有努力尋求不同的方法，並希望找到某些珍貴的瞬間、讓同學感受到我們是有聆聽他/她們的說話。
s：就AI使用日益普及，可請你分享一下它對大學、人文學科的影響麼？
彭：影響非常之大。本來大學的教學、研究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便不那麼緊密，隨着這些功能被AI取代，那我們還能做什麼？
AI對不同學科都有影響。比如對電腦科學來說，它能編碼；對社會科學來說，它能處理數據……而對人文學科來說，現在的「生成式AI」意味着它能根據已有的資料、大數據等生成文字、影像甚至作品。如果說人文學者及這領域培養出來的學生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是思考及書寫，那明顯地我們正受着前所未見的挑戰。舉例說，我們知道全球各地的傳統新聞業已受到很大的衝擊，而在內地大量編劇的工作也已被AI所取代。
在大學中，我們知道AI不單能參與生產論文（而且能通過評審機制、獲得發表），更聽說有人類學的學生利用AI生成現實中沒有發生過的田野訪談紀錄的案例。我們可以懷疑或批評這些產出的質素，但無疑AI正愈做愈好。
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正把思考、智力等外判給人工智能。我們也不可能叫年輕人不要用AI，畢竟全世界都在用。但我們都觀察到年輕人已變得更沒耐性，不喜歡比較深度的閱讀及觀看相對長的影片，這是全球的普遍問題。隨着年輕一輩從小就接觸AI，未來的年輕人會否失去基本的思考能力、判斷力及創意？當然這不是人類第一次面對技術革新帶來的變化，但AI能做到十分根本及核心的事情，我們實在不知道未來會變成怎樣，也沒有人能為上面提及的問題給出答案。
s：那彭教授你自己的研究興趣是哪些？你的教研工作會用AI麼？
彭：我本身是念比較文學的，及後做電影研究、視覺研究，對文學、電影、藝術的多樣化再現（representations）感興趣。我一直也對批判理論感興趣，包括文學、文化理論等，近年也有涉獵政治、法律理論。
我的工作中有用到AI，但用得不算多。在研究的某些瓶頸位置，我可能會拋些問題給AI，在它反饋的資料與想法上再作思考、閱讀及選擇。我也曾在教授一門較生僻的理論課前尋求AI協助，雖然它的反饋不一定正確，但其觀點、概念會帶來啟發。我覺得在進入一些很新的、自己不了解的課題時，AI能提供幫助。但我們當然要意識到它的反饋是有傾向的，要懂得分辨及選擇，也絕不能以AI交付的回應為最後答案。
s：談到你對批判理論的興趣，我也讀了你2024年的著作One and All: The Logic of Chinese Sovereignty（中譯版為《一統與多元：中國主權的邏輯》）。想了解一下你為什麼會寫一本關於政治概念演變的書？
彭：這書是在2019、20年動筆的，當然在2019年裏基本上是寫不出什麼的。
我想當時政治及社會環境的劇變、包括《港區國安法》後來的實施，都會讓很多人感到迷惘或糾纏。基於什麼原因、是哪些因素為這地方帶來如此大的改變？進一步來說，為什麼當「主權」這概念出現在相關討論時，便意味着討論的終結、而對話也再無法進行？我們像是被告知，主權的神聖是無法討論的，我們只可以尊敬它。
因此我很想去問「主權」這概念及論述背後的「理由」。作為學者，我覺得從歷史入手去問這問題是個合適的身位。我想了解歷史上主權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它對中國來說又是什麼，它在中國歷史中又是如何發展的。
研究中療癒
s：你在書中提及，書寫這書對你來說是個療癒的過程。為什麼會這樣說？
彭：是很療癒的呀（笑）！因為我解答了心中一個很大的問題，之後可以把它放下。
作為一個實在的政治問題，我自然無法解決它。但如果「主權」意味着討論的終結，那我就透過研究、書寫，理清了這論述的發展歷史，做了一個學者可以做的事。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做學術、寫書，一直以來都是因為有些想解答的問題。能夠把問題解答，我會感覺到很開心，可把它放下，再做新的研究。所以我真的很喜歡我的工作（笑）！
s：那你做完研究後，不會想有所跟進麼？
彭：學術跟行動永遠有一個距離。很多社會行動者會想從學術中尋找思想資源，但如果你很認真的去讀書，不一定能幫到社會行動，因閱讀的過程會讓你發覺世界變大了、會問更多的問題，反而可能會躊躇，沒有了衝勁。
s：那在放下了上一個題目後，你在研究什麼呢？
彭：承接上一個研究問題，我現在有兩個研究在進行中。
一個是和法律、法律哲學有關的。香港一直強調法治，而《港區國安法》的落實又為這裏帶來巨大的改變，故我想進一步去思考這方面的問題。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世界不少地方都有類似的法律，而某個意義下香港的條文其實不是最嚴的。我不禁要問這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法律在當中又扮演着什麼角色？
另外，我也在研究清末民初年輕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著作。晚清重臣李鴻章講過，當時的中國正面對3000年未有的大變局，我很好奇那時的青年人在思想上如何面對及回應。我們今天與清末好像有某種鏡像關係。當時面臨着亡國（實際上清朝也真的覆亡了），年輕的知識分子正準備推動全盤的革命，建造一個新的世界。而今天這世界也面臨着巨變，但中國則變成了強國，而主流的論述也更多在追求保持不變，甚至回到傳統、保守、儒法兩家的思想中去。這中間為什麼差別那麼大呢？另一方面，像王國維、章太炎、嚴復、譚嗣同等知識分子都是開一代的先鋒，其著作很值得花時間研究。
做留下來的良幣
s：那看來你這幾年的教研生活很豐富呢！我記得你在與項飆的對談中，談到「留下」這概念。要不我們也談談「留下」？過去幾年，你有想過要離開麼？
彭：曾經有家美國大學向我招手，也談到很後的階段，但最後沒有成事，我選擇了留在中大及香港。回想起來，這是我做過最好的決定！
s：哇！你這樣說讓我有點意外呢，也很鼓舞！為什麼你會這樣認為？
彭：很多人會說現在的學術環境改變了很多，過去能做的研究現在不一定能做了，這大概都是實况。但與此同時，我也看到有不少新的探索，像一些年輕的同事與社會上的朋友，他們在研究社區，做小店、城鄉議題、島嶼的研究，搞獨立出版等。我們好像對「細」的議題重新產生起興趣。
過去香港的研究比較關心一些宏大的議題、價值或意識形態，像民主化、公民社會等，但現在這些題目已變得不容易開展。我覺得此時此刻在香港做社區研究、做些「細小」的課題是很合理的，也是我們能做到、做好的題目。當香港社會經歷了那麼多改變後，我們回到生活，從細小處入手、發展一些「以小見大」的研究，這些進路其實很有價值。哪怕放回世界的學術圈，這些研究所帶出的社群生命力和恢復力都是很有說服力的，我亦相信這些研究能為其他地方帶來啟發。在研究的領域裏，研究題目沒有什麼高低之分，最重要是用心把它做好。
在考慮要不要接受美國大學的邀請時，當時有個美國的朋友跟我分享，覺得我不會喜歡那邊的工作及生活。她說如果把自己關在學院裏我可能會很舒服，但一打開家門其實各種問題都已在門外。她提醒了我其實在哪裏做學術都會面臨着限制及挑戰。
這幾年在香港我見到年輕學者的努力，有很多人在做着不是那麼高調、但有真實意義的事情，讓我看到這地方的生命力。留在這裏，我有機會碰到很多有意義的問題，這是身處其中所得到的思考上的刺激。我很開心選擇了留在香港。
s：你也提過你想就「留下」有些整理和書寫。可分享當中的思考麼？
彭：好呀。我的關注點不是在於去或留之間的張力，也不是關於留在香港或移民他方的二分選擇。我希望去問「留下」這狀態意味着什麼，決定留低後要面對些什麼。
比如有些朋友停留在一些情緒當中，又或留低在失敗裏邊，要去經歷、去面對。我並不覺得這樣不好，也不認為需要敦促他/她們趕快離開這些負面情緒。我反而認為我們應看到當中的價值，因為人們很容易太快放低困難與問題。但這些都是我們真實的經歷，而這世界確實充滿着不完美、失敗、不公平等解決不了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嘗試留在其中，而不是只想着盡快逃離。有點像我在寫One and All時那樣，當心中有着很大的疑問時，我選擇了花時間去深挖、搞清楚它，留在問題當中去思考。
此外，我也意識到留下的人需要適應環境的變化，但這不等於沒有了自我，不代表靜止。其實所有生物與其身存的環境、周邊的物種都需要互相適應。正正是選擇了留下，讓我們有機會和其他留下的個體及身處的環境，共同尋找繼續生存的可能。我也不認為外在環境能完全主導我們的狀態，每個存在的個體也在構造着外在環境，環境也要適應我們。
現在有所謂劣幣驅逐良幣之說，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良幣，是被劣幣驅逐的犧牲者。但如真是良幣的話，我們可否下決心做一個留下來的良幣？放在環境危機的脈絡下，人類明顯是劣幣了吧？但我們作為號稱有高等智慧的物種，同樣也可以是良幣，而這地球的將來，就是看人類能否做回一個留下來的良幣。
我也會好奇，帶着對生命、生命力的思考，能否讓我們就社會問題有着不同的思考方法。
後記
跟彭教授溝通的過程中，她總着我叫她「麗君」。「麗君」這名字帶點往日香港的親切，讓我聯想起像「美娟」、「家明」等點名冊上熟悉的名字。接觸真人後，我對麗君的認識也超越了她著作上的文字，增添了溫度。在談到我們也許不必把自我看得那麼重、可放下對帶來改變的執著時，她提醒到也許我們不必去想要改變什麼，只要能真實地感受生命的意義、確認自己在生存中，便是值得慶賀。
現今的大學也許有種種的困難與挑戰。但聽到麗君分享新一代學者的努力、她自己的教學及研究探索，以及她再三強調對自己工作的熱愛後，我不禁生起對其學生及同事的羨慕，也看到些希望。我也希望自己像她一樣，能無悔於過去一段日子的選擇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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