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大：從六四到香港文學

文/林凱敏

早前政府搭建「對話平台」的晚上，眾人的話語在恆星間公轉一周又重回地面，氣流撞擊後，一切回復，秩序與失序。而更早之前，筆者到中文大學聽了一場由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主持的講座——「六四：小說與大說，香港與中國」，那天天氣同樣是「出奇的熱」，從未圓湖走上演講場地已汗流浹背；竄進講廳兩個多小時再走出去，怎麼又覺得，烈日沒那麼難熬。

在重新整理當天演講的筆記時發現，講座屬「研究者對話座談會系列」，記得「對話」（dialogue）二字從講者之一、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口中多次吐出，並顯露於演講後與會眾激烈的對話中；另一位講者、中文系副教授黃念欣主講時分享到六四事件的「文學再現」，讓人思忖在大說與小說之間、歷史與文學間，存在怎樣的對話？

離中國最近之地　回望六四

首講者何曉清本學年剛從哈佛大學到中大任教，開始演說時，她談到這個座談會於她非常重要，因此昨日一夜無眠，她說：「這是我在1989 年後，首度在離大陸最接近的香港土壤上去講這事件」，作為研究六四多年的學者、首位在哈佛大學開課講授六四的教授，在這個容納約百人的講廳已進入黑壓壓的環境時（為了白布幕上的影像文字更能清晰呈現），何曉清眼泛淚光；記者有點眼淺，看着面前這位對自己研究對象自然流露出澎湃而真摯情感的學者，而熱淚滾盪。一時意會到，歷史非關過去，而是關於現在，也許就如她所說：「最後我亦同意天安門事件並非只關乎鎮壓，也同樣關乎希望」。而演講動人心弦之處，或許未必完全依仗內容，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如何體現崇高價值，如果還存在於這世上。

何曉清赴港前，剛好是發生了3 個多月、流水運動的序幕，不少人關心她安危與否，然後她談及「命運」，那些當年沒有選擇到台灣、卻留在大陸飽受牢獄的人，以及在構成「和諧社會」背後，多少個流亡到別國的人。作為歷史學者，她當然不會不明白這些暗示着什麼，但她說，在香港人身上，她學到有些東西、有些信念終究不能被擊敗，也是為何她選取了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照片，作為她寫「天安門事件」的著作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的書封。

歷史與香港當下的對話

如果歷史可以與當下「對話」，何曉清在座談會上展示的資料及圖片，或可看作是與當下的對照、參照。投映幕上是劉曉波毁槍的照片，我們都知道「若開了一槍，20 萬軍隊鎮壓就隨之而來」，當然後來發生的事，我們都知道了，軍隊從城外召來，殘酷屠城。然後是「湖南三壯士」塗污廣場上毛澤東畫像的照片，歷史告訴我們，當時有學生「捉鬼」並與之「割席」，使得他們終得慘烈下場，被判無期徒刑、非人的身體與精神的殘害；投映幕再轉至一個紙製棺材，可見在死時棺木也欠奉。然後是新華門事件，眾人在公安前靜坐，學生被毆打、女學生被性騷擾，當時流言蜚蜚，沒有證言讓人確知事情來由。這情節不熟悉嗎？時間倒帶至4 月26日——官媒《人民日報》把運動定性為「動亂」的剪報，然後隔天是運動爆發以來最大型的遊行，翌日官方竟「撤回」定性，何曉清說，然後「學生開始重拾信心」，接着爆發更多示威行動，「可見歷史事件不是就這樣發生，有前因後果的」。

然後是，那些當年無名的人，那些不是具名氣的領袖也不是知識分子，例如被判死刑的「暴徒」、北京工人董盛坤，後來坐牢17 年，其間妻離子散，「他進牢的時候女兒才三歲，出獄時女兒也不見他，所有人都說她父親是暴徒」，就這樣這些普通百姓，可以是我們身邊絕不起眼的人民，為保護年輕一代而身陷縲絏。
然後有些人，有些人說當年沒有屠城現在的中國就不會如此繁榮穩定。「繁榮穩定」恍似幌子，掩蓋着一個個人的頭顱。「若你說人的生活尊嚴和仁義可以任意被取代的話 ，在你如此跟下一代解說的當下，即是你在教育他們，人類可以沒有底線、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然而，在抵港後何曉清看到，香港在繁榮穩定的背後是如此撕裂的社會，但她並不因此感到詫異，「because good leaders unite, bad leaders divide.」她說道。

以小說圓滿言論自由

黃念欣則以齊澤克在《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所引的一個東德笑話開始其演說，笑話來自一個前東德工人與他友人的暗語——工人在西伯利亞覓得工作，但他知道所有信件皆會被審查，便跟朋友訂下暗語，「假若我的信件是用一般藍墨水筆寫的，那信件內容便是真的；如果用紅墨水筆寫的，那就是假的」。其後，他的朋友收到一封來自他的信件，用藍墨水筆寫着：「這裏一切都很美好：商品齊全、糧食充沛……還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等着和你談戀愛——不過，這裏你唯一拿不到的東西就是紅墨水。」

這笑話要諷刺的大概不止於極權制度，還在於它要表達的自我指涉——「我們不過是沒有紅墨水罷了」這句話；沒有紅墨水，或者說，我們感到「自由」了，正正是因為缺乏表述不自由的語彙。黃念欣舉例說，主流直接宣泄情感的用語，如：血洗、屠殺、痛心，這些雖然都確鑿無誤，但同時有某些東西隱藏不見，「有時我們還需要『紅墨水』、一些未必是『正確』的話語，去表達現時中港之間的矛盾，從而圓滿言論自由的真諦」。這裏並非鼓勵大家胡亂傳播假信息，諸如以上說到「屠城才有繁榮穩定」云云，而是，文學文本裏寫及的可以是「非真實」的，就如「紅墨水」，它們可以是「個人的、虛構的、富想像性的」。

由「欠奉的紅墨水」，黃念欣延伸至數個「文學再現」六四的文本，例如由鬼古形式改寫六四、以靈體世界重整人類道德、李碧華的《天安門舊魄新魂》；陳寶珣的短篇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講述幹部之子因度假而沒法親歷「一場充滿荷馬史詩味道」的「人類浪漫集體力量體現」；黃碧雲的早期作品《中國之戀》；陳冠中的《什麼都沒有發生》，講述主角張得志疏漠於一切，不論是學生示威或軍隊鎮壓，後來老闆問他：「你可曾有過任何激情？」；亦舒的《傷城記》中，家境富裕的主角打算移民，而家人煩惱的是要不要賣掉港島那層樓；還有，林燕妮的《為愛而生》，一個包括年輕香港女首富與美國情人合作迎救王丹的戲劇性故事，等等。

如此種種對六四的自由想像及呈現，看來也許很無望、很戲劇化、很諷刺，但黃念欣想要指出的是，這正如缺乏了的「紅墨水」，是一種不同的表述。

她最後想要問的是，為何兩位流行作家亦舒及林燕妮的兩個作品，從沒在六四的語境下被公開談論過？這或許反映了六四文學在主流論述中缺乏多元性。這也許亦是在大說中，需要的小說。

(原載於2019-10-14 明報世紀版D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