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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Forum: “Queer FanTHasia: An Inter-Asia 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ai Y-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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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alk: From Back-Alley Clinics to State-Sponsored Surgeries: Tracing the History of Abortion in Mod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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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塑香港：淨灘 x 社會雕塑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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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7, 2023

Dialogues in Research: Affect, Political Agency, and Public Culture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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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19, 2023Uncategorized【Call for Presentations- MACM Alumni Symposium: ON CULTURAL MEDIATION】 31st March and 1st April 2023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organized by: MA in Cultural Management Programme &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 MACM Alumni Symposium is a platform for current cultural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who are MACM graduates to share their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insights based on their first-hand experience. The symposium focuses on the act of cultural mediation that touches on issues such as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ural righ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dynamics with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Here is a (non-exhaustive) list of proposed themes/ topics of discussion for this first symposium: • On Communities • On Conserving • On Creating • On Curating • On Education • On Fundraising • On Leadership • On Marketing • On Research This symposium is open to alumni of the MACM programme. Accepted presentations are organized into groups based on specific themes. Each presenter has 15 minutes to share their insights. After all presenters in each theme have finished their presentations, a Q&A session will be held. Presenters are expected to submit their full presentation essays (1500 in English and 2200 words in Chinese) before the symposium. The essays will be reviewed and compiled into an edited volume (e-book). Confirmed presenters will receive a small honorarium. If you are keen to present in the symposium, please register your interest here by 5th February 2023: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61550 Website:https://ccs.crs.cuhk.edu.hk Enquiry: cuccs@cuhk.edu.hk 【演講徵集- 文化管理碩士課程 校友論壇： 文化中介篇】 2023 年 3 月 31 日和 4 月 1 日 香港中文大學 合辦單位：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和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校友座談會為當前畢業的文化管理從業者提供一個平台，根據他們的第一手經驗分享批判性的思考和見解。 本研討會關注文化中介思維的實踐，涉及職業倫理、文化權利、文化認同和文化表徵中的社會動態等問題。 以下是本次研討會的擬議討論主題列表 (初擬)： • 社區社群篇 • 保育篇 • 創作篇 • 策展篇 • 教育篇 • 籌款篇 • 領袖篇 • 營銷篇 • 研究篇 本次研討會的主要對象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的校友。 獲邀的演講將會根據特定主題進行分組。 每位演講者有 15 分鐘的時間來分享他們的見解。 每個主題的所有演講者完成演講後，將舉行問答環節。 演講者需在研討會舉行前提交完整的演講論文（英文 1500 字，中文 2200 字）。 這些論文將被編撰成電子書。主辦單位將向獲邀的演講者提供講員費。 如果您有興趣參加研討會，請在 2023 年 2 月 5 日之前填寫此表格: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13661550 網站:https://ccs.crs.cuhk.edu.hk 查詢: cuccs@cuhk.edu.hk [...] Read more...
June 20, 2022InterviewsProf. Laikwan Pang was awarded the CUHK-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Behavioral Sciences (CASBS) Partner Fellowship in 2021–22. She engaged in an intellectual exchange at CASBS during September 2021–April 2022 with a cohort of distinguished thinkers and researchers from diverse academic disciplines including anthropology, communication, computer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economics, education, law, political science, among others. Click here to know more about her experience in Stanford: https://www.oal.cuhk.edu.hk/202206-52-cu-casbs/ CUHK-Stanford University CASBS Partner Fellowship Program https://www.oal.cuhk.edu.hk/cuhkcasbs/ [...] Read more...
April 13, 2022Public Engagement出櫃，是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嗎？ 文// 林松輝   編按：當我們談論出櫃時，是否也考慮過出櫃者所要面對和承擔的一切？2021年，香港文化研究者林松輝推出新書《膠卷同志》，從電影媒介著手、結合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後殖民思想，由前現代中國戲曲中的跨性別演出，一直談至後現代離散中的性向／性相。書中對於出櫃敘事提出了深刻反思，並以許多觀眾熟悉的電影《囍宴》作為文本，來探討那些在出櫃驕傲中被遺忘的聲音與問題。（本文摘錄自《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香港：手民出版社，2021），原題為〈出櫃與同志解放的修辭〉，標題為編者擬，文章經手民出版社授權轉載。） 就同性戀的電影再現而論，對抗負面再現的合理結果，經常是創造出已出櫃的同志角色，畢竟同志解放論述把不出櫃定為自我厭惡的跡象，而出櫃則是發自驕傲的積極行動。過去數十年，出櫃佔據着這樣一個不加質疑——有時候甚至是不可質疑——的地位，不出櫃被視為難以理解的行為。正如莎莉．蒙特（Sally Munt）指出： 基於性相被認為是男、女同志身上最受壓迫的部份，我們因而傾向視之為我們身份的真相，這個誘惑掩蓋了一個恆常不變的假象。對男、女同志而言，「出櫃」等於說出受壓迫的真相……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觀察到，告解與基督教宗教禮儀之間的連繫內存於西方的性相中，告解在結構上與證詞和證人有所關連，亦即一個把經驗化為超驗意義的傳教過程。從這個結合中能清晰看到感受變成了操演：經過物質化和變形，感受得以存在並合法化。（1997，187） 套用笛卡兒的公式，同志解放論述懇求同性戀者宣稱：「我出櫃故我存在。」當同志解放與同志運動如浪潮般湧到華人社會，出櫃也就更普遍地被視為同性戀者的成長儀式（rite of passage）及其個人性傾向獲得自己及他人的終極認證。如同在西方所見，當代華人社會中的同性戀者愈發視性傾向為其身份、自我和主體性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中華電影中尋找正面的同性戀再現成為趨勢，出櫃既然被認定具有合法性，並與華人社會對同性戀的壓迫抗衡，若有電影能再現出操演性質強烈的出櫃，便會備受影評人擁護。   林松輝：《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手民出版社，2021） 要求同性戀者出櫃，無論是在電影或現實中，往往反映了同志運動者和影評人的政治理念需要更高的能見度、更多盟友和支持。可是，出櫃的後果又由誰來承擔呢？   在《囍宴》中，同性戀的主角偉同只能算是「半出櫃」，因為他只向母親而未向父親出櫃。即使父親意識到兒子是同性戀者，對此心照不宣，某些影評人始終認為，《囍宴》沒有拍出兒子向父親出櫃的一幕是個「敗筆」。已出櫃的香港影評人林奕華質疑：「九十年代的（男）同性戀者為何仍自甘廁身衣櫃？」（1993，70）林氏指控在《囍宴》中，同性戀者再怎樣「乾淨可喜」，也只能留在櫃中才能獲得幸福，這會打消同性戀者出櫃的念頭。（同上，72） 這種批評衍生出幾個問題：誰決定同性戀者應否出櫃？出櫃必然促進對同性戀的認識與接納嗎？若出櫃與西方認識論及其操作息息相關（正如蒙特借用傅柯說明），我們還應該視之為放諸四海皆準，並不加區分地施行於其他文化嗎？ 我首先要提出，儘管出自同志解放論述，出櫃並非必然在道德上比較高尚。要求同性戀者出櫃，無論是在電影或現實中，往往反映了同志運動者和影評人的政治理念需要更高的能見度、更多盟友和支持。可是，出櫃的後果又由誰來承擔呢？伊芙．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指出，當同性戀者向父母出櫃時，他們是「帶着有可能被嚴重傷害的意識的，而這傷害很可能會是雙向的」。尤其是在恐同的社會中，出櫃的同性戀者或會反過來把父母「推進〔父母所屬的〕保守社群的暗櫃」。（1990，80）倫理、責任、情感和家庭牽絆等問題錯綜複雜地纏在一起，相比起來，壓迫與解放的論述顯得簡單和天真。很有可能，對同性戀者及其家庭而言，出櫃的複雜性與後果甚為約束，暗櫃反而是相對解放的居所。 的確，我們不能假定出櫃必然能達到雙重成就，既把同性戀者從令人窒息的暗櫃中解放出來，亦獲得其出櫃對象的理解。《囍宴》的出櫃一幕顯示，要使對方明白未必容易。偉同向母親出櫃後，她質問：「是賽門把你帶壞的嗎？」、「你怎麼這麼糊塗啊？」、「你大學的時候不是也交過女朋友嗎？」諷刺的是，高父以外的所有家庭成員都串通好，要向他隱瞞偉同的同性戀身份，他卻似乎比妻子更從容地接受了。與其視此為「駭人聽聞、難以置信」和「願望成真的幻想」，（Rayns 1994，208）我認為《囍宴》透過父母在面對偉同之同性戀時截然不同的反應，力證把出櫃等同於提升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是危險的。   雖然出櫃的意象視覺效果十足，卻不能用作定義世界各地同性戀者之各種經驗的普世框架。 就在偉同和賽門因威威懷孕而吵架時，高父發現了兒子是同性戀者的真相。由於偉同和賽門都認定高父、高母不懂英語，因此便在他們面前吵架；高父始終沉默不語，卻多次叫問長問短的妻子閉嘴。其後，我們從高父跟賽門的對話中，得知他略懂英語。他只是「策略性地」保持沉默，（Dariotis and Fung 1997，201）以便與賽門暗中約定，別讓任何人知道他早知偉同是同性戀者。高父的策略是如此運作的：「如果我不讓他們騙我的話，我怎麼能抱得了孫子呢？」高父一心只想着要永續其家族命脈，這固然可被解讀為「自私」，（同上，202）但他承認了偉同的同性戀倒也值得一讚。原本主動約賽門去散步的他，忽然給了賽門一個紅包當作生日禮物，這個紅包跟高母早前給準媳婦威威的一模一樣。利用賽門的生日，高父送紅包的行為等於接納賽門為其「兒婿」。當賽門問高父是否知情時，高父僅回答：“I watch, I hear, I learn. Wai-Tung is my son––so you’re my son also.”（我觀察，我聆聽，我學習。偉同是我的兒子，所以你也是我的兒子。）高父的訊息再清楚不過了：賽門已被接納為高家的一份子。 相反，即使偉同已向高母出櫃，她似乎難以像高父般完全接納賽門。她為了進一步認識賽門，唯一的嘗試是問了幾個關於他家庭的問題，又問及他住在三藩市的兩位姐姐是否也「有點奇怪」（指同性戀）。在得知威威決定不墮胎後，高母依然抱有一線希望地說：「說不定他（偉同）的毛病（指同性戀）只是暫時過渡性的。」及「說不定當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時候，自然就會更正過來。」在把偉同父母送上飛機的結尾前，偉同、威威和賽門站在兩老背後一起看婚宴的相簿。看到蒙着眼的威威認不出吻她臉頰的是偉同時，他們都真情流露地發笑。然而，翻到偉同從後摟着賽門的照片時，氣氛卻變了調，高母唐突地闔上相簿，說該是時候走了。到了離境閘口，高母在跟偉同和威威擁抱後，面對賽門欲擁抱她的動作時卻楞住了。化解此窘境的是高父，他抓住賽門的手，感謝他——而非威威——照顧偉同。高父給威威的臨別贈言是：「高家會感謝妳的。」這句話顯示他清晰地區別出賽門作為偉同的伴侶和威威作為偉同孩子的母親這兩個身份。 最後，考慮到出櫃這個概念乃建基於西方認識論及其操作上，這不就使之更應該受到質詢，而非不加區分地被套用到各文化上嗎？馬丁．馬納蘭森（Martin F. Manalansan IV）指出，在「口頭上賣弄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大眾與學術文獻中出現了一個趨勢」，那就是「硬銷現代、歐洲中心及普世的主體性」，並調用「被建構成鐵板一塊的同志性（gayness）和同志解放」。（1995，429）例如，「有人把沉默和秘密認定為『關在櫃中』，也有人把在公共場域中少見明確地自我認同為同志者歸咎於『恐同』，此等皆未受質詢」。（同上）我則認為，這個趨勢不只盛行於西方評論界，在無論是來自何方或居於何處的擁護同志解放論述者之間，也愈見普遍。雖然出櫃的意象視覺效果十足，卻不能用作定義世界各地同性戀者之各種經驗的普世框架。無論如何，暗櫃既不是單一的空間，出櫃也不是單一和簡單的動作，正如賽菊寇解釋說：「異性戀主義的設想具有致命的靈活性，這意味着⋯⋯人們就連在打盹時也會有新牆在他們四周迸出：每遇到新一輪的學生，更別說新老闆、新社工、新貸款專員、新房東、新醫生，就會豎立起新暗櫃，其特有卻叫人擔憂的光學與物理法則，會向同性戀者索取新的調查、計算、草稿、秘密或要求揭密。」（Sedgwick 1990，68）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Eve Kosofsky Sedgwi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LYDIA H. LI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視逾越既定的正統或反抗既定的支配為亟需履行的使命，反而會變相成為另一種形式的霸權，以團結之名否認社群中的差異，《囍宴》因出櫃議題而收到的迴響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囍宴》中，偉同雖然向高母出櫃，她卻未能完全理解他的性傾向，這會把已推開的櫃門重新關上嗎？高父心照不宣地認可了偉同是同性戀者，這又等於櫃門只是半開嗎？以上清楚說明，無論是在甚麼文化脈絡中，出櫃的比喻都有其局限。更重要的是，伴隨着出櫃而來的政治評估必須納入考量：即對家庭成員的同性戀心照不宣，在道德上不必然比直認不諱更難接受，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就把環繞着這個默認的氛圍認定為「恐同」。從高母的反應可以得知，我們不能假設出櫃是唯一最好的「解方」。陳慧明（Wei Ming Dariotis）和馮佳晴（音譯，Eileen Chia-Ching Fung）拋出以下幾個問題，為她們就《囍宴》所合寫的論文作結： 某程度上，婚宴象徵對同性戀的持續遏制；即使來到結局，也是靠着記載異性戀傳統婚姻的相簿拉近所有角色之間的距離，無論是實際拉近或作為比喻……假如婚宴和高父有限的生命（高父在戲中兩度中風）在戲中的作用是遏止同性戀的「逾越」（transgression），那麼高父向賽門揭露自己一直知情，並接納賽門和偉同真正的關係，是否可以說是中斷了戲中近乎恐同的配方呢？（1997，207） 與其堅持要高父公開認可兒子的同性戀，我（與馬納蘭森一道）主張承襲自西方同志解放和同志運動論述的詞彙——例如「踰越」、「恐同」和「出櫃」——才是需要被質詢的。同性戀不必然要比其他性傾向「踰越」更多，而我們也許應該去問到底有甚麼需要被「踰越」。 同志運動和同志批評（gay criticism）既然是解放論述和身份認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的形式之一，以踰越和反抗來表達也是可以理解。不過，尼古拉斯．加納姆（Nicholas Garnham）在回應尤爾根．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概念時直指：「左翼文化浪漫主義（left cultural romanticism）視任何形式的草根文化表達為『反抗』，即使反抗的對象並不明確也如是觀之，這在媒體與文化研究中愈發盛行。」（1992，373） 在我看來，視逾越既定的正統或反抗既定的支配為亟需履行的使命，反而會變相成為另一種形式的霸權，以團結之名否認社群中的差異，《囍宴》因出櫃議題而收到的迴響就證明了這一點。就電影分析而言，解放經常是意識形態先驗決定，因而犧牲了從細讀而來的文本證據，文本則往往比政治權術來得複雜和細緻。     【註】 林奕華。1993。〈一場歡喜一場空：喜宴後感〉。《影響》第36期（4月）：69–72。  另有男同志觀眾在互聯網上發表了類似的見解，見marchetti 2000，281。 正如賽菊寇也指出，「在同志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的過程中⋯⋯最先浮現的會是授權和證據的問題（『你怎麼知道你真的是同志』？）」。（sedgwick 1990，79）  有關對踰越的質疑，見wilson 1993和foucault 1998。  同樣地，周蕾也指出「若在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遭受打擊的此刻有一個後設敘事 能逆流茁壯，那便是『反抗』的後設敘事」，而「身份認同政治這個概念承包了政治、階級、 種族和性別身份論述，『反抗』已成為支持此概念的修辭」。（chow 1998，113）劉禾則從後 殖民理論入手，寫道：「我深覺反諷的是，批評西方支配的這個動作，其結果竟經常是具體化 了支配者的權力，非西方文化的能動性被極度地簡化成唯一的可能性：反抗。」（liu 1995，xv–i） 【參考書目】 chow, rey. 1998.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ariotis, wei ming, and eileen fung. 1997. “breaking the soy sauce jar: diaspora and displacement in the films of ang lee.” in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ed. sheldon hsiao-peng lu, 187–22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98.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2. ed. james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69–87.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garnham, nicholas. 1992.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357–76.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liu, lydia h.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alansan, martin f., iv. 1995. “in the shadows of stonewall: examining gay trans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iasporic dilemma.” glq 2 (4): 425–38. marchetti, gina. 2000. “the wedding banquet: global chinese cinema and the asian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ountervisions: asian american film criticism. ed. darrell y. hamamoto and sandra liu, 275–97.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munt, sally r. 1997.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self.” in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 adny medhurst and sally r. munt, 186–97.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cassell. rayns, tony. 1994. review of the wedding banquet. in sight and sound film review volume, january 1993–december 1993, 208.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son, elizabeth. 1993. “is transgression transgressive?” in activating theory: lesbian, gay, bisexual politics. ed. joseph bristow and angelia r. wilson, 107–17.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原載於思潮 AND 批評 2022-04-12：https://www.linking.vision/?p=10455&fbclid=IwAR0196Jf0FXOOcgsLQ-_-fv1XXP_S8ZuE_OkDkERuSBFkM5WyOYHjLMFDV8 ） [...] Read more...
November 25, 2021Public Engagement / Public LectureProfessor Song Hwee Lim will be the speaker at an online event–Re-orientating Screen Studies: A Preliminary Reflection on 30 November 2021 (14:00 – 15:30 GMT).   About the event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call to “open the canon” across college camp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is the impetus driving this present call to de-westernize and de-colonize scree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y intervention in this call will be on two fronts. First, I question the very notions of de-wester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and ask if such missions are impossible or even desirable, and for whom. Second, I suggest that the force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have so deeply penetrated elite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world that the notion of de-westernization has become a moot point even or especially in the so-called non-west. Taken together, this talk argues that the global dynamics and identitarian 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and that any reckoning with de-wester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legacies of colonialism in both the metropoles and the ex-colonies as well as the basis of knowledge formation as shaped by forces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neoliberal capitalism. It will use examples from Singapore, Taiwan, and China and from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to illustrate that the stakes for such a call must lie beyond the academe and be rooted in social justice.   For details: https://www.eventbrite.co.uk/e/film-seminar-professor-song-hwee-lim-tickets-189653447567?fbclid=IwAR1yf1z83R3JszVT4MVtYpfszm6sYTKrRgcOYh9vNx8QDsyBv4hlGuX3Hq8   [...] Read more...
November 9, 2021Publication  林松輝教授新書《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經已出版   推薦語（按姓氏筆劃序） 《膠卷同志》以犀利的批判視野，置疑本質主義身份認同及同志解放論述的詮釋霸權，改從國家與在地脈絡、全球文化經濟、地緣政治、影像美學、再現政治等多方論述的交織互構，重探九十年代華人男同志身影在大銀幕的綻放，並在勾勒各種啟動、協商與實踐的條件與機制時，打破華語脈絡下對同性性相之定見，開闢新的理解路徑。 ──王君琦 毫無疑問，林松輝向我們示範了具質素的當代華語電影研究。書中包含具份量的華語和西方文學與電影之原始材料，分析精緻而尖銳，論辯風格不卑不亢。這書讀來令人異常振奮——作者不只對男同性戀的電影再現極為靈敏，同時展示了如何以批判的智性和視野來解讀文本。 ──周蕾，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 Andrew W. Mell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林松輝的書，也許就是一場性愛，或革命：插入、翻雲覆雨、翻天覆地、催生了另外的歷史、想像、命，中華膠卷卷着同志，張開來不單邀請你閱讀，更是慫恿你溫柔的、精銳的、慢慢的，陪他一起觀看，陪他繼續在一切既定的權力關係之中插入。因為，仍須努力。 ──周耀輝，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詞人   書籍簡介　 跨國中華電影、全球酷兒電影不能忽視之作 挑戰中華電影和男同性戀的單一想像 提供對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的重要分析 自1980年代，中國、台灣和香港電影在全球電影舞台日益顯得重要，邊緣的性別形像亦能在公共領域中現身。作者林松輝在書中檢視這些影片的再現政治，反思當下電影研究領域中同性論述的界限。他深入分析了重要的影片和電影作者，囊括李安《囍宴》、陳凱歌《霸王別姬》、張元《東宮西宮》和王家衛《春光乍洩》，出入蔡明亮的酷兒電影詩學和關錦鵬的同志影片美學，由前現代中國戲曲中的跨性別演出，一直談至後現代離散中的性向／性相。 本書結合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後殖民思想，觀察敏銳，理論精微。不論是一般讀者、文化研究學生，抑或是電影研究學者，若想了解當代中華文化政治、電影再現理論和酷兒文化，必能從書中獲益良多。   作者簡介 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中文著作包括專書《蔡明亮與緩慢電影》、合編《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譯者簡介 陳瑄，筆名陳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文學組博士生，亦為兼任講師、影評人及譯者。譯有《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2015）、《倫敦的生與死：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2018）、《卡卡女性主義》（2019）、《變裝的藝術》（2021），尤專於性別研究之學術翻譯。 更多詳情請參閱手民出版社網頁: https://typesetter.hk/2021/11/08/celluloidcomrades/ ⠀ [...] Read more...
October 30, 2021Interviews[Professor Wu Kaming was interviewed by the Guardian on 30 October 2021] Chaoyang masses: the rise of Beijing’s neighbourhood patrols By Vincent Ni   Red-armbanded neighbourhood watchers have become a common sight on streets of China’s capital They are often seen wearing a red armband patrolling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of Chaoyang, the biggest district of Beijing, which is home to nearly 3.5 million people. On a sunny late autumn afternoon, they will sit with a group of retirees in the sun and chat away. But when an individual of interest turns up, their attention quickly diverts to them. In Chinese media and official police statements, these vigilante neighbourhood watchers are called the “Chaoyang masses”. Last week, the state-owned Global Times went a step further, quoting internet users as saying the mysterious group “could match four famous intelligence , the CIA, MI6, KGB and Mossad”. Some jokingly called it “the fifth largest intelligence agency in the world”. For years, volunteers in the Chinese capital have become a part of its daily social fabric. They help run their neighbourhoods by picking up litter and guiding those who are lost. They also observe, listen and follow every clue that might lead to a potential legal case. The rise of the Chaoyang masses exemplifies the extraordinary ability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to mobilise grassroots forces to keep the vast country running, but also to keep its populace in check. Last week, when the “piano prince” Li Yundi was detained for allegedly hiring a sex worker, Beijing police credited the “masses” in Chaoyang for tipping them off. Internet users were once again fascinated by the role of these vigilant citizens in bringing down yet another celebrity. Discussions about them quickly erupted on social media. So far, the hashtag: #Who exactly are Chaoyang masses? has been viewed at least 310 million times on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site Weibo. “Bravo, Chaoyang masses, you are unsung heroes!” wrote one commenter. “How did people know that it’s a prostitute and her customer? Why not a married couple, friends, hookup buddies?” questioned another. To longtime Beijingers, the name Chaoyang masses is not unfamiliar,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the only force running the city’s neighbourhoods, said Ka-ming Wu, an anthropologis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ho studies the rise of these volunteers. “They are often retirees and female. Many would call them grassroots governing agents for the party state, but grannies themselves speak of their service in terms of contribution and honour.” Ling Li, an expert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said the hyperactivity of these neighbourhood watchers is primarily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state-sponsored public procurements of social services from private individuals or entities. “Although such services may be procured also for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aids, they are predominantly used to help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for instance,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neighbourhood surveillance, post-incarceration monitoring and other crime prevention activities,” Li said. According to state media, more than 850,000 such volunteers were registered across Beijing in the summer of 2017. In different districts, they have tailor-made names, too. For example, in Xicheng distract, the western part of Beijing with nearly 1.3 million people, they are called “Westside Mamas”. And in Tongzhou in the east, they are called “The common people of Tongzhou”. But the Chaoyang masses are the best known. So much so that in 2017, Beijing police developed a mobile phone app with the same name, offering citizens a tool with which to provide tipoffs. By then, Chaoyang district officials had claimed that about 130,000 names had already been registered with them – 277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re. On average they provided close to 20,000 tipoffs every month, for sins ranging from terrorism to drug use and theft. Earlier this year, a Beijing community police officer told a Chinese newspaper that if neighbourhood watchers on the lookout for prostitution find a girl who always goes home in high heels and short skirts at 2am-3 am with different men, “then it’s time for us to step in and check what exactly she does”. According to the same newspaper report, Chaoyang volunteers are paid 300 yuan to 500 yuan (£35-£60) a month. And if accidents happen in the line of duty, volunteers receive up to 1.2m yuan (£136,000) insurance compensation as well as an additional subsidy. In recent years, neighbourhood watchers have often been credited with turning in prominent artists and celebrities. These include the Hollywood actor Jackie Chan’s son Jaycee, who was arrested on drug-related charges in 2014. The Chaoyang masses have also been praised for keeping an eye on foreign agents, with news reports from as early as 1974 detailing the way they assisted the police in the arrest of Soviet spies. But not every volunteer is happy at the association with spying, or the claims of financial reward, said Wu. “The state wanted to create an impression that there are gender, class and ethnic internal enemies and emphasise the securitisation of urban life, but most volunteers I spoke to were just there to kill time and keep the community clean and nice.” Nevertheless, the authorities began to promote them, releasing a set of cartoons for them in 2015. In 2017,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poke fondly of them when inspecting Beijing. “Where there are more red armbands, there is extra safety and peace of mind,” he said. “ have three magic weapons,” declared Xia Ke Dao, a Wechat account under the official People’s Daily, last week after the arrest of the now disgraced pianist Li. “They come in large numbers, they are hard to discern, and they are good at reasoning.”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oct/30/vigilante-surveillance-the-rise-of-beijings-neighbourhood-patrols [...] Read more...
October 18, 2021PublicationBook Launch of Empower Arts, Animate Communities Introduction: Between 2014 and 2020, the Master of Arts in Cultural Management programm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ganized six editions of Forum on Community Arts, each of which offere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issues, key terms, and operational models of Community Art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The six themes are as follows: For the Sake of the People (2014) Community Arts & Heritage Preservation (2016) Arts of the Capital Age (2017) Community Arts Keywords (2018) The Arts of Healing: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 Society (2019) Art at a Difficult Time (2020) This book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ocumentation of the main takeaways from the six editions of the Forum of Community Arts, as well as 13 new chapters on current topics that address one or more themes from the forum. This is the third book under the Cultural Management Series initiated by MA in Cultural Management Programme, CUHK and supported by the Centre for Cultural Studies, CUHK. It is also an open-access book (with limited print), and the e-book/individual chapt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ttps://doi.org/10.54165/9789887928522. [...] Read more...
October 18, 2021Public EngagementProfessor Jia Tan will be moderator at Both Sides Now: Queer – Film Talks Panel 2 of British Council Hong Kong SPARK Festival.   【Both Sides Now: Queer – Film programme and talks 】 Both Sides Now: Queer features seven short films (available to stream on-demand between 20-23 October during ) and two accompanying panel talks, looking at the way in which filmmakers are exploring Queer culture, using various film and video techniques to explore aspects of Queer life in Hong Kong and the UK. 【Panel 2 on 23 October 】 Panellists will discuss how Trans artists and filmmakers can be supported better, what challenges there are and what the filmmaking sector in the UK and Hong Kong needs to do to support Trans makers. Led by our Centre’s Acting Director, Prof. Jia Tan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artists Danielle Braithwaite-Shirley (UK) and Beatrice Wong (HK). Register now: https://www.eventsforce.net/britishcouncil/frontend/reg/thome.csp?pageID=2289955&_ga=2.151797937.928530551.1634525286-1776305241.1634525285&eventID=4196&CSPCHD=000001000000Gi3w5tWSKkSNzJexFwy70Biqu89QjySXVUbV8p More on British Council Hong Kong SPARK: An Online Festival of Creativity, Inclusion, Connections :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spark [...] Read more...
September 29, 2021Interviews / Public Engagement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林國偉博士接受明報記者訪問， 就近日香港政府打算增設文化局一事提供意見，詳見下文:   — 未來城市：設文化局 先從韓國取經 文化發展 資助以外需自主 文/朱琳琳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下月公布，近日盛傳政府將改組架構，重提增設文化局。文化界一方面希望文化局能夠統籌文化政策，推動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另一方面卻擔心文化局帶有政治任務，引發更多問題。文化局的細節「十畫都未有一撇」，不如先參考鄰居「文化立國」的韓國，政府、企業和國民如何帶起席捲全球的韓流，香港又可以如何汲取其成功經驗。   ■韓國   駐港文化領事 喜愛周潤發 韓國在全球設立了32個駐當地韓國文化院，促進兩地文化交流，推廣韓食、跆拳道、電影、文學等韓國文化。駐香港韓國文化院在2018年成立，院長李柍昊（이영호）同時是韓國駐港文化領事。他今年2月接任，此行是他第一次到香港。   韓劇、K-pop在香港流行一時，Netflix香港十大排行榜中總會有幾套韓劇，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放的也有韓劇。但這名韓國領事卻說自己是港產片迷，「我一直很想來香港」。說起香港影星和電影，他如數家珍，「《英雄本色》，這是其中一套最好的電影，我覺得」。他用韓文說出英雄本色片名，怕記者聽不懂再手舞足蹈地用英文形容演員和劇情，「周潤發和英雄本色在韓國很有名，我很想在香港遇到他」。他笑容燦爛，說之後韓國文化院舉辦文化節，甚至想邀請周潤發來參加活動。「《賭神》也很好看，還有《倩女幽魂》、《無間道》、周星馳、成龍、洪金寶……」英韓語夾雜下，他數出一連串電影名字，多次強調「周潤發在韓國真的很紅，香港也是嗎？」   除了愛港產片，李柍昊還愛香港食物，隔離3星期後第一時間去吃點心，但發現原來茶樓晚市沒有點心，這是他來到香港後第一個cultural shock，因為韓國的餐廳從早到晚都是同一個餐牌，「最後我吃了炒飯」。至今他已經品嘗過點心、雲吞麵、街頭小吃，還從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掏出一張「貓紙」，上面寫了煎釀三寶、炸大腸、咖喱魚蛋等小食的中文名和韓文拼音，方便他掃街，「有人跟我說炸大腸不太健康，但真的很好吃」。做盡遊客舉動，韓國人之所以喜歡香港電影、香港文化，他認為因為兩者文化相近，但又有不同之處，更易投入，或者這也是韓國文化在香港受歡迎的原因。   1%財政預算推動文化產業 在香港電影、明星紅遍東南亞時，有見於香港的流行文化，韓國也沒閒着發展文化的步伐。自1990年代韓國民主化後，政府管治較開明，減少審查，鼓勵市場自由創作，文化藝術得以自由發展。李柍昊說，1988年起，政府意識到電影、電視劇等影音製作的重要，限制外國影片進入韓國市場，金大中總統在1999年設立《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確立國家扶持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的方向，例如規定每年政府總預算不得低於1%用於文化產業發展和出口。「這些文化政策的落實和執行對文化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為現在打好基礎」，政府帶頭提供資助，鼓勵大財團如三星公司為文化產業提供資金，又加強保障知識產權，支持韓國文化工作者在海外的市場推廣，金大中亦曾伙拍H.O.T.男團拍韓國旅遊廣告。   李柍昊相信，韓國文化傳遍世界，除了歸功於政府30年前推出文化政策鼓勵文化藝術自由，亦因為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和市場競爭大。   「我相信為編劇、Webtoon（韓國漫畫平台）提供系統性支持對文化產業有很大貢獻」，李柍昊說韓國編劇之間競爭很大，劇本獲電視台垂青前，必須經過嚴格遴選。劇組奉行編劇中心制，編劇地位很高，權力大，待遇和薪金也高，如韓劇On Air以韓國電視劇為題材，其中一個角色是名編劇，她說自己每創作一集電視劇就會有2000萬韓圜（約13萬港元）稿費。每計劃一套電視劇，編劇和大量助理編劇都會長時間蒐集資料，近年韓劇還會研究其他國家娛樂文化，加入其他國家元素，避免韓劇、綜藝觀感太「cultural shock」。   韓國和香港一樣有「投訴文化」，李柍昊笑說韓國觀眾喜歡review，去完餐廳用餐也會留下好壞評價，「網民的口可以很壞」。觀眾看完電視劇後馬上在網上留言、評論劇情，劇組也會留意觀眾評語，李柍昊相信這些不留情的評價可以提高韓劇質素。   第一波流行的韓劇，如《冬季戀歌》、《大長今》是在2000年代推出，韓團如少女時代、Super Junior亦是2000年代中後期出道，而facebook在2004年推出，YouTube在2005年註冊，互聯網的興起令韓劇、K-pop瞬間傳遍全球，也加快韓國文化的傳播。   香港如果搞文化局可以點參考？ ■香港   冀統一政策 予藝術家落腳地 現時香港的文化政策分拆為幾個部門各自執行，包括民政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康文署等。中大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林國偉說，這導致香港多年來沒有統一的文化政策，各部門各自為政，例如民政事務局負責審批藝能發展資助計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創意香港負責電影發展基金、康文署統籌藝術活動。文化不是各部門主力的政策方向，淪為次要和輔助角色，「在民政事務局入面，肯定是民政最重要，文化政策就是其中一個sub core，support去幫民政」。林國偉期望文化局的創立能夠統籌文化政策大方向，讓文化政策不用再淪為次要，有自主性，「文化政策可不可以都有一個主導，或者autonomy，我們自己有一個自決的做法」。例如韓國成立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負責電視、電競、流行音樂、動畫等內容的研究與推廣。   他說在現時各自為政、沒有牽頭者的情况下，沒有官員為文化政策主動爭取主導權，文化流失了很多發展機會，例如近日活化歷史建築項目中環街市，現時中環街市進駐商店、cafe，市建局稱公共空間可以舉辦市集、音樂會。但林國偉質疑多人流、多打卡位是否就等於活化，這種活化能否連結中環街市的歷史。「如果有文化局，我覺得可以制定一些政策，讓文化工作者或美術團體去進駐這些空間，在這些空間做到活化工作。」他舉例，文化、藝術工作者可以歷史建築為studio，作為創作、展覽場地，以社區、共同回憶為靈感，融合本地文化歷史與藝術，做到真正的「活化」。「讓細團體進駐活化項目，保育活化項目，他在這個空間裏，創作機會多了，可以持續的機遇大了。」而香港的藝術家現時大多面臨「落腳」問題，難以找到創作空間、展覽場地。他形容藝術在文化創意產業中「被邊緣化」，文化創意產業包括表演藝術、藝術品、電影及錄像和音樂、軟件、電腦遊戲、廣告設計等，而表演藝術的GDP和就業人數均是最少。   不能一味資助 助達至自給自足 現時文化政策會為藝術團體、新晉導演提供資助，例如在2019至2020年度，政府為9個藝術團體，包括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等提供超過4億資助，亦向300多個中小型藝團及個人藝術工作者提供超過1億資助。但林國偉提醒，政府不能停留於一味資助，而是要讓文化藝術團體發展到可以自給自足，「例如一個家長養小朋友，都有一日需要戒奶，你不可能無限期養下去，不過戒奶之前，你要確定小朋友已經準備好，可以面對這個世界」。   他以台灣著名舞蹈團「雲門舞集」為例，「雲門劇場，他們拿的資源是遠遠比很多香港的大團少」。但他也強調雲門舞集發展多年，建立口碑、支持度、舞蹈團質素，這些都是文化團體的資本，而這些資本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累積到，「文化團體需要長時間去打造自己，政府、文化局要推出文化政策，給時間空間他發展」。如果香港有文化局，除了在發展初期要足夠資助文化工作者，還要接受文化工作者申請資助後會失敗，讓他失敗後可以繼續申請資助繼續嘗試，「比如你畀錢藝術家去做創作，他創作出來的東西呀，可能好少觀眾，好小眾，沒有人去睇」。   除了本地門票，林國偉也建議藝術團體輸出知識產權到外地，賣劇本、錄像、創作獲版權費，減少對政府的依賴，「現在有好多西方過來的劇，或者音樂劇，我們要買license去做exhibition，咁點解香港不可以輸出？」政府亦要帶動企業、商業機構為藝術團體提供贊助，利用政策或宣傳教育，鼓勵企業認識本地藝術，以支持藝術發展為社會責任，「慢慢政府對這些已經可以自主生存的團體，投入的資源可以慢慢減少，資源可以投放在其他更需要發展的空間」。   民間中小型團體亦重要 「其實現在文化界好擔心的，是有了文化局會設立censorship的政策。」尤其是在國安法、《電影檢查條例》修例下，文化界擔心文化局將來會限制創作自由，文化無法多元發展，「發展不止是經濟發展，團體變大，或者更多人認識香港文化、接觸藝術，其實發展好多時都包括多元性」。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領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林國偉提醒發展除了要「大」、盛事化，也不能忽略本土社區由下至上的文化，「一些民間發起，自下而上的中小型藝術團體，其實他們是香港文化脈絡中好重要的骨架，我們這個文化局不可以單單做一些高、大、上的發展」。例如小至社區收集黑膠唱片、牛棚藝術村，也是香港重要的藝術發展，政府可以繼續為他們提供創作的空間和土壤，讓他們繼續在社區做中小型藝術。「甚至香港電影，我們看到好本土、好有趣的電影，其實都不是大製作，不是中港製作」，當政府推動大灣區文化交流，林國偉說這對香港文化團體也是一個發展機會，不過政府要再思考要交流什麼，「是否單單講你帶啲團過去，你帶演出過去，你帶項目過去，其他大的項目中國大陸都好多，大灣區好多，其實需不需要香港補呢個窿呢？」   【開局篇】 文˙ 朱琳琳 { 圖 } 受訪者提供、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林曉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載於2021-09-19 明報副刊) [...] Read more...
September 15, 2021Public EngagementProfessor Jia Tan will be speaker at Hong Kong Lesbian and Gay Film Festival 2021: Director in Focus – Zero Chou, Drifting Flowers Post-screening Talk on 25 September 2021. For details: https://hkac.org.hk/calendar_detail/?u=UPgc3p8ltrs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