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現身」——香港如何在帝國博弈間尋找城市自主 | 彭麗君

民眾的「現身」——香港如何在帝國博弈間尋找城市自主
文//彭麗君

收到「《端傳媒》X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欄目編輯約稿，希望我可以介紹一下自己新近出版的雨傘運動著作（Pang Laikwan,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我的寫作初衷很簡單：2014年的我，很想理清雨傘運動是什麽，結果寫了四年也寫得含混結巴，卻因爲身在越來越無章和鬱悶的香港社會中，覺得這種寫作很沮喪，還是要告一個段落。書稿送審後，收到三位匿名評審的評語，總的來説都很正面鼓舞。但其中一位評者問道：已經出版關於雨傘運動的學術討論何其多，這本書是否已經明日黃花？

我記得曾跟研究生說過，學術一定要滯後，否則沒法超前。作爲老師，我當然可以講得鏗鏘；但作爲一位學術生產者，在疾如旋踵的學術潮流當中，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步伐和能力研究自己關心的問題，其實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工作。

「民衆」當然是民主的主角，主角出場了，故事才剛開始。但對於這個主角，我最有興趣的不是她是誰，而是其不斷轉變的狀態。對於這本書，「出現」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書稿送審是2018年中，出版是2020年初，對美國大學出版社而言，速度已經很快。可是，這段期間，香港社會「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了幾次，中間我也不斷問自己，這本書究竟意義何在。到了今天再看這本書，我又不得不自我安慰地說，學術的滯後原來真的很重要。這本書的焦點雖然是雨傘運動，但書中提出關於香港的問題，不但沒有過期，背後的困局與引申的對峙卻越來越難以拆解。雨傘運動留下的思考，可能要經過一些歲月的洗禮和參與者的歷練，才可以慢慢把握。這本書能消化的其實依然很小，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先不要忘記。

這本書收錄了我一些雜亂的思考，基本上可以籠統分有三條主綫：人本上，我想問民主是什麽；空間上，我關心共居這個概念；時間上，我想探討今天我們的政治參與跟社會的過去與未來有什麽關係。本書命名 Appearing Demos ——「出現中的民衆」，中間其實也包含了這三方面的探索。「民衆」當然是民主的主角，主角出場了，故事才剛開始。但對於這個主角，我最有興趣的不是她是誰，而是其不斷轉變的狀態。對於這本書，「出現」才是最重要的概念。

民眾不是瓦解、不是消失，而是出現

相對布朗所描敘的民主瓦解，和阿巴斯所提出的香港消失，我希望本書寫的香港民主，是處在一種掙扎萌芽的狀態。

在2015年，美國政治學家雲迪布朗（Wendy Brown）出版了一本比較有影響力的書，名爲《民眾的瓦解》（Wendy Brown,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2015).），她指出，新自由主義把個人從民衆中一個一個分割開來，以不同的經濟和法律邏輯去瓦解社群和政治，也清空民主。布朗展示了新自由主義如何把市場的框架擴散，再施行到所有社會領域中，全面地把人類配置成市場的行動者。布朗的理論跟香港既息息相關、又截然不同：香港是全球一個最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城市，但也孕育了熱切投身民主的新世代，我希望通過「出現」去反思「瓦解」，一方面繼續正視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對香港而言，我樂觀的相信民主還是有希望的。

另外，當年還在港大教書的學者阿巴斯，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其中的主要概念是「消失中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希望表達一種處於出現和消失之間的文化身份（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他指出，香港的文化身份在八十年代因爲九七問題而出現，是一種因為恐懼消失所以存在的狀態，而這種文化註定在消失的過程中掙扎徘徊。這本書到了今天依然是外國朋友研究香港文化的主要入門讀本。但我總覺得大家通過「消失」這個概念去瞭解香港文化會有缺失，因為香港很多朋友正在做的各種不同工作，目的正是希望能夠持久地建立這地文化，傘運中的各種文化活動就是最好例子。

相對布朗所描敘的民主瓦解，和阿巴斯所提出的香港消失，我希望本書寫的香港民主，是處在一種掙扎萌芽的狀態，而這個分析框架，也受益于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一個重要核心思想 ——「出現 」(appearance)，這概念由現象學發展出來，指的是政治參與一定要以自主個體的姿態現身，在公共現場被人看見，也看見別人，這樣才可以築構既多元又平等的政治空間。政治行動者通過協商、討論、自我表達和互相理解，進而形成公共的政治意識。這概念是本書一個基本框架，可以形容傘運，更可以表達新一代香港人對政治的看法。

對於這本書而言，「出現」這個概念不單描述城市居民的政治參與，我更希望通過它來解釋這些行動的意義。行動者從私人空間走到公共領域，面對的正是一個未知的將來。如果我們都能辨識自己帶進政治界的因緣和恩怨，老實地在一個平等公開的領域中對質和合作，我們或許可以活出一個更美好的共果來。這是政治生活中最高尚的層次，也可能是這本書最「離地」的妄想。

城市與邊界

但是，我也相信邊界，沒有邊界就無法想象民主。

民眾現身也需要舞台—— 無論對雨傘運動或反修例運動，主角的表演場地都是香港的街頭﹑公園或商場，當中通過示威者和居民間的互動，大家在社區中的穿梭、停頓和走位，讓人和空間的互相定義，也引申大家對這個「城市」的新感覺和解讀。我尤其覺得傘運的聚衆經驗，可以讓我們重新面對香港作爲城市的歷史和將來，人來人往不單是這個地方的特色，更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質感。居民和居住地互相建築，大家在中間也發展出社群的共居狀態。城市沒有很多國族的包袱，居民不用受制於血緣論等集體主義的迷思，我也深信，市民比國民更能夠明白權利和自由的複雜關係。領會緣聚緣散，我們可以走更長的路。

但是，我也相信邊界，沒有邊界就無法想象民主。雖然人來人往，城市也有其邊界。香港是一個全球城市，也是一個處在帝國邊緣的城邦。城邦是西方民主想象的源頭，這種想象孕育了豐富的西方民主思想。可是，歷史中出現過的衆多城邦，根本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自主於旁邊的帝國權力覆蓋，也不能在帝國與帝國之間的競爭中獨善其身。這正是香港的歷史，回歸沒有改變這個地緣政治格局，反而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在近年越來越綳緊，尤其是一場全球瘟疫之後，無論是經濟上或意識形態上，香港也只會在中西對立中更被擠壓，而固有在城市居民之間的矛盾，也可能被拉扯得更激烈。香港如何在帝國的博弈之間尋找自主，可能是我們能夠帶給世界的一種最具創意的啓示。

我一直不大願意背負學科框架，總希望做學問可以隨心一點，路走到那裏算那裏。這幾年的香港，似乎也是這樣。我受阿倫特的影響，認爲政治參與不是爲了實現一個社會藍圖，我們不應用一個功利的角度看民主參與，但沒有藍圖不等於我們就沒有想象。香港過去幾年，很多人覺得自己站在懸崖邊，每走一步也好像是最後一步。如果香港這個城市不是步向死亡而還是正在「出現」中，我們或許可以對不安和懼怕多一點寬容，也讓自己多一點休息、整合、再出發。

多謝李祖喬的翻譯，高俊傑的校對，以及手民出版社的編輯，本書的中文版已在五月底面世。

（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原載於端傳媒 2020-06-12：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612-opinion-shks-book-appearing-demos/?fbclid=IwAR3R-cOr0BDbGH02ME7qnWrLl8f8IXuZZB4TB02Eid67h2zLuk1mCwTk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