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攬炒」的共同體 — 評《民現》現身的政治 | 香港‧評書

論「攬炒」的共同體 — 評《民現》現身的政治
文//龍子維

這是一本既過時、又合時的著作：成書的源起是雨傘運動，書中極力討論共居佔領的模式及其政治意涵，在香港國安法落實的時空，連六四晚會也無法舉辦的情況下，佔領大抵不會再出現；合時的地方在於，當一國兩制正式步入歷史，支撐香港人走過數十年的政治論述全數解魅的時刻，借用阿倫特（Hannah Arendt）現身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的概念，理解此時此刻仍在運動現場現身的群眾，則似乎是仍希望與香港這城市共命運者的必要探索。

「現身」作為公共政治的宗旨

記得在去年 7.21 前，何桂藍曾經在一場文化沙龍提及過「沒有臉孔的抗爭」這觀察，參與反修例運動的人戴上口罩面具，Facebook 出現大量轉名的風潮，「手動轉」成為交流抗爭信息的 hashtag。如果說現身行動是執意投身政治運動的體現，那麼匿名隱身的情況，又應該如何理解？

《民現》一書的作者彭麗君，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她 2015 年到訪柏克萊，受其師承阿倫特的論文指導老師（是阿倫特學生）啟發，開始有系統地閱讀阿倫特著作，以回應香港的雨傘運動。本書為中譯本，彭教授本來希望刪去與阿倫特及其他文化政治理論家的對話，但譯者李祖喬卻認為理論的部分很有意義而建議保留下來，形成本書集理論、訪談、觀察於一身的獨特風格，與市面一般以第一身角度反思運動的著作截然不同。

作者引用阿倫特的理論，提出兩種層次的「現身」政治：其一是可見與被見、可聽與被聽、可觸摸與被觸摸的根本特性；其二是涉及自由行動者，以政治行動體現自由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終極關懷。

資料圖片，2014年金鐘佔領區

《民現》本來借用阿倫特來解釋雨傘運動的佔領特質，強調佔領空間的政治性，是由眾多意志堅定的獨立行動個體開闢，形成一個執意和自主的空間（space of wilfulness and autonomy），用以與一般的遊行示威區分開來。在組織與參與遊行示威也可以面臨刑責的當下，用同樣的理論來理解反修例運動，也可以較容易理解為何一般人面對政府公權力的強力打壓，仍然可以像流水一般開闢不同的空間，進行集會與示威抗爭，把一個個原來非政治的空間（如商場和公園）政治化，令參與公共政治的門檻，不在局限於昔日運動組織者與政治精英所定義的特定空間（例如維園）。

面對威權以至極權社會的步步進逼，策略性地隱去參與政治活動的身份是絕對可以理解的。不過，匿名遊擊的抗爭策略必須與現身政治所配合，正如阿倫特所言，如何令人有勇氣去建構和進入政治空間，進入公共世界與本來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人共處，在特定的空間時刻以交流與行動促成改變，改變極權社會下人們孤立無援，被迫單獨與極權搏鬥的困境，是極為重要的抗爭民氣所在。

爭奪共同體的論述 — an unfinished project?

作者引用阿倫特，並非要為雨傘運動及下筆時尚未開展的反修例運動建立理論基礎，她形容這是對話和辯駁，理由是阿倫特本身並無處理身份政治的議題。作者的基本立論，並非在於如何把理論與社會運動契合，而是如何建立一個「非本質性的政治共同體」，「批判地探索文化身份和政治行動主義如何相得益彰，而非互相摧毀。」

作者疏理她對香港共同體意識的理解，起自於「殖民地互助精神」（colonial mutual help ethos），並非民族主義式或農業封建式那種社群主義。對於某些本土主義運動的歷史建構方法，作者基本上反對其本質化的傾向，認為假如殖民地時期曾經存在過一個共同體，那麼它必然是「不斷地重構，充滿雜質和無根」。雖然作者非常清楚，對於共同體論述的詮釋，自 1997 年後便被不同的政治派系所爭奪，例如是官方獅子山下精神所代表的「發展主導的共同體主義」，以至是本土主義者有意挪用的仇共和恐共語言，但她仍非常堅持可以在這樣多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壓迫之下，香港可以發展出一種「非超越性和非基礎性的政治共同體」，以完成香港「以城市為本的民主」計劃。

立場新聞圖片

無根的共同體與現身政治的張力

即便如此抗拒以抵禦共同敵人為修辭的方式凝聚共同體力量，但作者亦不得不承認共同體意識必須植根於本土社區的事實。假如香港仍是無根的共同體，何以推動自傘運以來一波又一波的現身政治？

這是自由主義面對社群主義挑戰時不得不回答的問題：自由並不是無根的概念，沒有社群所支撐的自由理念，只能淪為資本自由，壓抑社會對平等公義的追求。因此，才會有自 2005 年起，由灣仔利東街、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不遷不拆菜園村、捍衛新界東北以至近期橫洲等反發展的運動，作者統稱之為「反發展共同體論述」。這種以本土社區為香港身分根本的共同體論述，可能才是香港人最應該現身的場域，雖然這並非作者所追求的「非本質性的政治共同體」，而是由具體的本土情感與日常人際關係所支撐的集合體，無可避免地有同質化的傾向。

其實作者很敏銳地理解到，民眾現身的義憤，或者追求「攬炒」背後的真正理由，並非（至少非完全）來自於工具理性上的利益計算。假如是單純的利益計算，這一年來的所有事情根本不應該也不可能發生，但香港人卻做到了。這段引文很能夠捕捉這種精神，雖然作者未有再進一步闡述其內涵：

「親建制的論述，更多強調城市的整體福祉，因此可能要犧牲一些人的利益去成就香港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年輕人著緊的，卻是很多個實存而活生生的共同體，認為絕不能犧牲它們的存活和有機的生活方式。年輕人的反發展觀站在弱者的一方，對抗那套以集體福祉為名，但說到底其實是精英所操控的發展主導論。我們甚至可以說，2019 年的『攬炒』論，正是由這反發展的共同體論述所開啟出來。」

民眾之所以現身，正正是因為意識到身為弱者的一方，社區以至有機生活方式被蠶食，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香港人現身的意志，是所有政治變革的關鍵，而不是單純靠已有的物質條件作理性計算和策略推算的結果。自由意志之所以重要，並非因其政治能動力量的工具性，而是民眾必須以自身捍衛其意志，因為這就是自由的真諦。需要民眾現身的場域，就是日常居住的社區和空間。與阿倫特理論強調公私領域二分不同，現身政治更強調非宏觀角度下，個體如何在日常中行使其現身意志。這樣組成的共同體很難是無根和非本質的，但卻是當下香港抗爭遍地開花的日常體驗。

彭麗君著、李祖喬譯《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原載於立場新聞 2020-06-17：https://www.thestandnews.com/book/%E8%AB%96-%E6%94%AC%E7%82%92-%E7%9A%84%E5%85%B1%E5%90%8C%E9%AB%94-%E8%A9%95-%E6%B0%91%E7%8F%BE-%E7%8F%BE%E8%BA%AB%E7%9A%84%E6%94%BF%E6%B2%BB/?fbclid=IwAR3WLP6VSL07wr10Kpuj8jd22z4LfElkEo480QUZ_1aUvEa9HKAsl6JiC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