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
文//李薇婷
編輯//林曉慧

【明報專訊】訪問結束後，彭麗君教授在我手上那本她新近出版的著述扉頁寫上「Enjoy！」一語，真令我想起在求學時期修讀中大文化研究學系時，麗君老師那愉悅樂觀的語氣。而無可否認地，作為學生的我，的確很享受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在反修例風波未止、疫症全球蔓延的許多個「關鍵十四日」裏，讀到這本書——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英文版由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出版，中文版將於今個月由手民出版社出版）——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自反修例運動以來，能夠與麗君老師見面的時間竟較平日更多，中大關閉的日子如是，疫症還不太嚴重的日子如是，她總是騎着單車回到中大，在辦公室裏和學生們同在。雨傘過後，零零星星地聽見她總在進行某些研究計劃，同時亦在整理雨傘運動的檔案、在公共平台不斷撰文回應當下，好不忙碌。經歷這半年來的運動，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處世常存困惑，但是，若是有人問我在亂世一名不割席的學者該當如何，我卻難得有確切答案：就像彭麗君老師一樣吧。

疫症時期的中文大學，咖啡店食堂內只得零星員工堂食，與我手上新書封面中人滿的佔領街道照片相映成趣。彭麗君教授的新書以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為縱軸，分析雨傘運動所體現的現身的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更試圖與阿倫特討論行動生活（vita activa）和思想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在民主運動現場發生的矛盾，為香港政體尋找更多的可行道路。雨傘運動相距現今六年，但事過未必境遷，彭麗君新著的成書過程中，正值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行文間不乏對2019年的思考。新書中譯本亦將近出爐，由本地獨立出版社、近年專注於理論翻譯、學術出版的手民出版社出版。未翻開著作，光是看看這分析本地社運的著述，在外資書店結業、出版業每况愈下的香港如何出版流通，已有許多意在言外。研究生如我，阿倫特是傘後鬱悶時期、同儕間競相閱讀的大熱理論家，惟用之分析雨傘，甚至與之商榷，交出厚重研究，彭麗君則是第一人。

傘後困頓 與阿倫特對話

大抵也是傘後困頓的緣故，彭麗君才希望與阿倫特對話：「面對2014、2015年間的各種運動，我內心困惑，腦海裏有許多問題，試圖透過寫作來解決。由這個簡單的動機，選擇了與理論家漢娜．阿倫特展開對話。我在寫作期間一度掙扎於直接研究阿倫特抑或一本關於香港的書。但我終究希望以香港作主角，因為這始終是我的初衷。」站在2019年回望雨傘，輿論多認為雨傘運動是失敗的，然而，彭麗君卻覺得一場運動的開始與結束，並不能以如此簡單的成敗來論斷。對她而言，與阿倫特的對話之所以有意思，亦在於好好總結一次傘運對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上的意義，以開啟更廣闊的前路：「我不認為這場運動失敗。對於許多和理非而言，雨傘運動某程度上啟發了他們可以如何走民主運動的路。許多人認為雨傘運動『做唔到嘢』，但換了方式後是否又算是『做到嘢』？我想許多人都被困在香港的困局裏，走不出去。面對困局，更不應簡單地劃分輸贏。現在，我們雖然不能說反修例運動已經完結了，但是，香港仍然重複着雨傘時期的困局。」把抗命的心志植根於腦海，是傘運教會我們的一課，我想這一點沒有太多人會反對。但除了意志上的果實，香港人究竟從傘運得到什麼？彭麗君的書裏說，透過現身於街道的人民群體，我們不但再次確認「香港」這個社群的存在，還得到了一場「共居」事件（communal event）的短暫實驗。在我看來，彭麗君新著的價值很大程度就在於此。2019年看過太多眼前路，我們彷彿忘記了如影隨形的沉重的身後身。

政治行動 無法不帶情緒

動輒得咎，或許是許多公共評論空間參與者在這段時期的共通體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出謀獻策，隨之而來的便是策略檢討以及「不完美，可接受」，輿論空間一直子彈橫飛。儘管一月以來疫症肆虐，各種抗爭行動略為平靜下來，但是，不同議題爭論繼續在公共平台沸沸揚揚。在這段期間，彭麗君倒是發表了兩篇言簡意賅的文章，既批評中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建構，也在肯定港人的抗爭創意同時，再思反修例運動中左翼的位置。她為文章留下一句反高潮的結尾，坦率地說攬炒之後「也不就是踏踏實實過日子」。當時我為老師這種平淡而堅定的游刃有餘感到驚訝而拜服，讀過新書，明白到阿倫特的政治理論大抵有功有勞。

「研究當代議題，事情仍舊在發展當中，拿揑距離很困難。我想這是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困境。但這次研究和書寫最大的挑戰，倒不是跟不斷發展的事件對話，而是面對當中排山倒海的複雜情緒。不過，這些情緒同時給予我很大的體會。大家困在沒出路的焦慮中，若這些情緒是共同困局，我該如何向這種情緒提出問題？」彭麗君雖然未有參與論爭，卻一直留意各種議論的發展。在她看來，困局焦慮衍生的情緒暗中影響着輿論發酵。她要做的不是忽略這些在群眾運動中必然存在的元素，而是在阿倫特的理論中尋找解決之道。「阿倫特的思想中有些線索很值得後學追蹤。其中一條是『私人—社會—政治』。由最初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到最後談論康德（《康德政治哲學講稿》），她都掙扎如何把三者分開處理，尤其不要讓個人情緒和私利進入政治空間。」彭麗君解釋，阿倫特了解到許多不可控制的因素走進群體的現身空間，從而影響公共空間應有的平等性和多元性，情緒就是其中重點。於是，她窮盡畢生思考如何讓民眾現身的場域變得純粹，避免影響運動群眾的行動走向被私人恩怨、以至那些操控擺佈這些情緒的政權所綁架。但是，麗君並不完全同意這一點：「這是我和她最大的分歧。我想大家都明白攜帶過多情緒進入現身空間會將之變成泥漿，但現實就是，人根本無法不帶任何情緒和私心進行政治行動。在這本書內，這一點和阿倫特的商榷很重要的。如何在得知有問題存在的情况下繼續前行，是我很想研究的問題。」

批運動民粹化 言之過早

情緒似乎成了運動無法避開的關鍵詞，有輿論甚至認為反修例運動已經走向民粹化。但是，麗君認為要批評反修例是一場民粹運動言之過早：「民粹主義通常有三個準則，第一，對於精英的怨恨，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沒有的，從雨傘到反修例都有不同階層的參與，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第二，有確切的領袖，這亦是反修例運動中看不到的，我們甚至會強調自己『無大台』。第三，民粹主義通常發生在某種代議政體下，因為大部分的民粹領袖都是通過選舉產生。這三項條件都令我們不宜把香港眼下的運動簡單地評作民粹。民粹主義的發展有其歷史軌迹，對很多西方評論者來講，民粹是民主的歧途，最明顯的例子是特朗普；民粹也可能團結人民對抗權貴，這是左翼民粹。但香港都不是這種狀况。」對彭麗君而言，許多在香港運動中的問題，其實都是全球城市同樣面對的問題。

只是，彭麗君強調，人們也必須認清「暴力」的概念：「阿倫特也研究暴力在六十年代美國和西方的左翼運動的產生。她認為人們在運動中使用暴力希望達至某種目的，那是人們不了解暴力。她認為暴力不能作為政治方法，因為暴力是無法控制的。當我們將之用作『手段』，這『手段』最後往往取代初衷，成為目的。但阿倫特也沒有完全否認運用暴力的政治意義，就是當我們面對巨大的權力和邪惡時，要與之最後一搏可能也是必要，不過我們要了解當中付出的代價，可能完全超乎我們的想像。」在阿倫特的論述中，暴力是具破壞性的，不但破壞所謂敵方，同時撼動初衷，她補充：「某程度上，阿倫特說得對，到了某個境地，我們便要回到可以溝通的位置，放下情緒。但是，假如我們純粹地譴責那些帶着情緒進入現身空間的民眾，只會令世界更加無法溝通。你要尊重別人的情緒，亦要告訴他們過多的情緒投放是行不通的，這是我感覺到眼下香港最大的困局所在。即是，我們如何在『不割席』的情况下，告訴人們，我們需要坐下來好好溝通。」帶着閱讀阿倫特的體會，彭麗君在新書內分析雨傘佔領區在「溝通」上的各種嘗試。在一個民現空間（appearing demos），人們沒有因為情緒而放棄溝通，這大抵是反修例運動中各種階層、角色都需要鄭重地重新納入考量的一點「遺產」。

以「城邦」為藍圖的「城市權」

但是，究竟在同一城市內的各種群體應該如何溝通，怎樣共居？部分港人開始認為香港正受中國二次殖民，在這種「極端」狀態下談「共居」，是否空想？對於香港現階段的情况，彭麗君直言不宜簡單地以「二次殖民」概括，因為相比起「殖民主義」這個相對古舊的概念，香港作為全球化底下的資本主義城市，情况實在是更為複雜。「在某些全球左翼眼中，香港仍在殖民狀態，但殖民主是英國而不是中國，香港只是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隻棋子。而香港這邊廂又有部分人認為正經歷中國的二次殖民。我覺得殖民也好，後殖民也好，都不能最有效分析現在香港與西方、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但我更願意用『城邦』來理解香港。」彭麗君解釋，「城邦」的概念對香港有啟發性，是因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個沒有主權但有自治實體的城市。

不過，有別於陳雲回到華夏正統的城邦論，對應香港的歷史脈絡，彭麗君在新書中提出「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認為香港可以為世界各地的城市作範例，解決令全球都共同感到頭痛的、由現代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所謂necessary evil所帶來的各種惡果。彭麗君肯定「國家」、「民族」甚至「民族主義」都曾經是很有活力的概念，帶動許多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與反殖戰爭：「我相信沒有任何一種概念可以說只是絕對的壞，或是完全地好。但是在香港，我要面對的是兩個問題，一，假如中國正以一種官方民族主義來影響香港，我們是否應該用同一個方法來應付？二，香港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們是否應該從歷史脈絡中深挖後再思考前路？」她強調，「國家」、「民族」其實是有許多層次的概念。與其重新建構新的民族論，不如正視香港作為「城市」的身分：「中國曾經希望以上海、深圳來重新『打造』一個香港，但這麼多年來都未見成功。怎可能複製一個城市呢？同樣地，我們為何要強行重新建立一樣香港歷史上沒有的東西？相反，我們擁有的是多年來作為城市的城邦形態。既然認為香港是屬於『我們的』，不妨從香港自身的歷史挖掘一些概念，正視『城市』這個概念。」城市權的提出，是企圖建立一個存在於現代國家體制下的擁有民主的城市，把城市視為一個可以形成政治共同體的可行單位。

與「不喜歡」的群體「共居」

談及政治共同體，不難令人聯想起梁繼平等學苑編輯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內文不斷提出以民族及現代國家體制作為基礎，為香港建立有主權的政治共同體。又有別於此，彭麗君在書中把「主權」理解為眾多主權（multiple sovereignties）並存的狀態，不同於民族所要求的統一，着重不同群體之間的協商。「英殖時期，『主權』由英女王的頭像所代表，人們繼續自己的生活，似乎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現在的香港，理應較英殖時期更加自由民主，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我們可否思考『主權』的不同層次呢？阿倫特另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共居』。我們要回去思考人們在同一個城市出入，是否可以共同生活。這甚至不需要一個『共同體』才可實行。」的確，許多人認為香港是移民城市，或是難民城市，事實上，全球化語境下，每一個城市都有着移居者，問題的關鍵除了認清這事實之外，還在於如何與移居群體「共居」。「書的第六章中，我談及right to stay and right to move，人們可以因應各自的需要，選擇進出這個城市。新一代香港人對這個社會發展出很大的認同，這是很可貴的，大家希望共同努力保住這個『家』，這也是一種很強力的互相賦權，但如果這變成一種惡性綑綁和排外，忘記香港本身一種共居的狀態，我們只會走向更差的境地。香港的居民很長時間都在移民、返鄉和移動的狀態中。也有很多人來香港，從跨國資本家到第三世界難民都有，人來人往或許未必令一個城市變好，但也未必會變差。然後，我們再想像國家是什麼，甚至離開國家體制來思考這種共居的概念。」彭麗君補充，她一再重申希望大家離開國家體制作為前設，更多地想像政治共同體的其他可能性。

在一個能夠和現存的國家協商主權的城市裏共居，其實很理想。但是，讀畢全書再回望現實，這落差變得更為明顯。就算不以殖民狀况來思考香港現狀，人們仍然難以應對一些新政策的變動甚至政策傾斜。事實上，反修例運動就是一場由法律變動而衍生的全民運動。無法包容，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彭麗君說，不如我們學習和一群我們不喜歡的人談論共居吧：「無論左翼、右翼，某程度上都很理想化。你或許會覺得『共居』有點『戇居』，但是，不共居的話，我們可以走到哪裏去？現實就是，全世界都有海量的問題，這是人的生存狀况啊。阿倫特提出共居的概念，例子是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果這兩個找不到一點歷史文化共通、甚至互相仇恨的種群都必須找方法暫時共居，為何香港不行？」

和一個威權政體協商主權，不是與虎謀皮嗎？訪問期間，我多次向麗君老師投以困惑的眼神。而麗君老師亦很快捕捉到我的疑問：「的確係好理想化，仲好大機會無法實現，哈哈！你再問我，答案可能好老套：盡做。」是的，為香港甚至世界各個城市想像更多可行出口，何妨？彭麗君不但在新著中大膽提出以城邦為藍圖、自治為目標的「城市權」，同時反思「法治」與香港社會運動的關係，不無反思與啟發。「坦白講，如果可以的話，我只想好好地讀書，當個純粹的讀書人。」麗君老師輕鬆地笑了一笑，說自己不想當什麼知識分子，只想當個讀書人。我聽着這看似簡單的願望，在眼下這壓抑的時刻，竟覺奢侈非常。

■答：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系教授。研究範疇為現當代中國和香港文化及政治。

■問：李薇婷，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文學文化評論人。

(原載於明報副刊 星期日生活2020-04-05：https://news.mingpao.com/pns/副刊/article/20200405/s00005/1586023434545/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動盪的城市裏-當一位「盡做」的學者-專訪彭麗君教授?fbclid=IwAR1_eWmnwGG3Nq5mP63CSezv_dSyKklunlIeVtjltz2gablQYcWsus1PGU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