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漢娜.鄂蘭降落金鐘:國安法通過後,從哲學視角回首香港民主運動──《民現》 文//何明修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阿倫特(Hannah Arendt,編按:臺灣譯為「漢娜.鄂蘭」)是迷人的政治思想家,她親身經歷了納粹極權主義興起,被迫流亡海外,在黑暗的時代思索何種政治行動才能帶來人類自由。阿倫特從古希臘的城邦歷史得到靈感,入世的「行動生活」(vita activa)是比孤獨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更為可貴,也更能彰顯人類存在的特性。古希臘人將參與政治視為自由公民最高尚的義務與責任,基於這個理由,阿倫特認為公共領域中的「行動」(action),是優先於創造產品的「工作」(work)與純粹維持生存的勞動(labor)。 政治行動就是面對一群平等的同儕,參與者揭露自己的意圖,用言語交談取得共識、達成共同的決定,並且一同承擔其可能導致的後果。阿倫特堅持,政治只能處理公共領域的議題,包括當代所謂的身份認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都不應介入。她擔心政治權力的擴張,試圖解決種族或階級不平等其所謂的「社會問題」(social question),將會帶來重大的災難,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即是如此。阿倫特所贊許的「革命」是古典意義下的「回到原點」,而不是帶領社會向前突破的大邁進。在她看來,美國革命是成功的,因為美國人起義是意圖恢復原先的自由,反對英國政府任意施加殖民地的苛稅雜稅,從而創造了新的政治秩序。 阿倫特的觀點很難用進步/保守、左/右等標籤來定位,但是可以確定的,她的政治哲學影響深遠。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隨著政治學開始追求自然科學般的精準、選舉成為一套操弄人心的管理技術、權力越來越來淪為強制力,甚至是赤裸裸的暴力,阿倫特從人類處境來重新定義何謂政治。人類必得要參與政治生活,因為我們需要共同體相互扶持;但是也由於人類的有限性與創造性,我們打造出來的共同體有可能實現每個人的自由,也可能成為囚禁每個人的監獄。 晚近以來,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各地出現大規模的佔領運動與各種反政府抗議,也促成了許多學術研究著作的誔生。彭麗君教授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2020 年 5 月)很可能是第一本有系統運用阿倫特的哲學觀點之著作。這本書是改寫於先前的英文專書,原書探討 2014 年雨傘運動以及之後的香港政治議題,隨著 2019 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中文版也增加了更晚近的反思。中國政府在6月30日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一國兩制提前宣告中止,在這項鉅變的脈絡下,閱讀《民現》一書具有格外深刻的意義。…
我們與愛的距離──英雄救美、愛情幻覺與《幻愛》的政治性 文//林松輝 且容我單刀直入:不論《幻愛》(周冠威導,2019)在鏡頭運用、構圖、色調等技術層面把屯門拍得再朦朧唯美,在處理男主角思覺失調時真實與虛幻不分的情節再清晰準確,都掩飾不了它在敘事以及意識形態上的「老土」。 光是片末男女主角冒着大雨互訪,繼而在人行隧道裡奔跑向彼此擁吻,無論此畫面是虛是實,都恍若1960、70年代改編瓊瑤小說的台灣愛情文藝片借屍還魂,只差沒配上一首時下等同鄧麗君的歌曲為觀眾催淚。 從敘事上來說,《幻愛》全然不脫英雄救美的俗套。起先是女主角葉嵐以輔導員兼研究者的身份接觸並嘗試幫助男主角李志樂,兩人墜入情網後需要被拯救的卻變成了女主角,因為她的「原罪」(性經驗豐富)顯然比患有思覺失調更「嚴重」和不可饒恕。女主角含淚告白她的「罪愆」的那場戲,即典型的無助少女(damsel in distress)的套路;而在她門外守候一夜的男主角,向女主角一再保證他「不介意」而贏取芳心後,兩人唯一的一場床戲,自稱沒有性經驗的男主角起先還神情緊張地背躺着,讓女主角為他除下褲子並叫他放心放鬆,但幾個柔和照明下的淺焦鏡頭快速剪接後,男主角卻忽然竅門大開般,將女主角壓在底下任他插入──是的,「老土」的電影不都是這麼拍的嗎?怎麼可能讓更有經驗的女主角主導性愛過程,甚至騎在男主角這個英雄身上,對吧? 片名《幻愛》應是直指男主角在幻覺中愛戀的對象,但影片可一點也沒有懷疑愛情本身可能就是幻覺,反而鞏固了「真愛能克服一切障礙」的迷思。其實,電影情節曾經暗示愛情是有「身價」的:男主角因為自己的隱疾而覺得「配不上」女主角,女主角則因為自己習於用性來交換利益而自認齷齪。但沒關係,愛情片自身的邏輯就是一種宇宙目的論(teleology),不管路途再荊棘滿佈,最後都會抵達真愛的終點。說真的,為了真愛,你可以去到幾盡?女主角為愛而放棄成為臨床心理學家的夢想,男主角呢?哦,原來英雄的宿命就是坐享其成,只要大方包容女性的「污點」,讓她付出救贖的代價,英雄就能抱得美人歸,而美人也就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從此為了真愛而堅貞不渝。 《幻愛》起先得到的好評如潮,讓人意識到原來我們與愛的距離這麼近。身為電影觀眾,我們如此渴望圓滿的結局,如此期盼有情人終成眷屬,以致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但這個「我們」是誰呢,有沒有性別、年齡、階級之分呢?此外,是不是所有的戀情,都「配得上」圓滿的結局,還是如近日所傳,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針對影視產業頒布的「二十類題材審查及規避」的禁令那樣,同性戀關係只能「點到為止,可轉為友情」? 和《幻愛》同屬一家電影公司發行、講述老年男同志戀情的《叔.叔》(楊曜愷導,2019),正面的影評大多讚許其細膩表現(負面的影評就不講了),但片子依然迴避了圓滿的結局,大概也契合此類戀情在現實生活中的結果吧(畢竟影片的製作前期參考了學者江紹祺的研究與著作《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蔡明亮1994年的《愛情萬歲》,片名更是故意的反諷,大膽提出愛情是不可企及的幻覺。回到《幻愛》,就意識形態而言,此片的愛情一點都不虛幻;反之,為了成就愛情,影片的敘事不惜讓女主角內化父權主義(如女主角的“uncle”)佔盡便宜卻污名化女性性權的迂腐觀念,不惜再度搬演英雄救美的陳舊戲碼。如陳穎指出,「《幻愛》所認同和成全的,是李志樂對愛情的想像,而這原不是葉嵐對愛情的想像」。 這種(從男主角的角度是)真愛無敵的邏輯,就可以繞過一切反思和批判嗎? 電影批評的路向眾多。根據學者達德利.安德魯(Dudley Andrew)的梳理,電影研究和評論的取向,從影迷鑑賞式的「石器時代」(約莫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經歷1970年代理論高潮(包含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的「帝國時代」,二十世紀末的「當下時代」則以文化研究為大宗。 文化研究向來着眼於權力、體制與身份之間的三角關係,尤其是這關係如何展現在被壓抑的弱勢族群身上;文化研究往往以意識形態為切入點,因為意識形態恰恰是以「一般見識」(common sense)的面目行走江湖,讓人們無視它賴以存活的權力與體制,彷彿「現狀」(status quo)即是真理,而不是權力透過體制長久實施與貫徹在個人與群體身上的結果。電影和流行文化之所以受到文化研究的關注,因為電影不只是電影;電影不僅僅是現實生活或虛構情節的再現,它更具有形塑身份的能力,包含個人與群體如何建構自我身份以及被他人界定與認可身份。《幻愛》後來受到一些批評,正是因為電影敘事中的厭女情結折射出的不但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意識形態,更是對此「一般見識」的無感乃至否認,以致有些人看不到問題的存在便慨然宣稱沒有存在問題。 若有人認為從性別的視角對《幻愛》的批評,反映的是「『知識份子』的自大與離地」,甚至這種批評會「限制香港電影的發展」, 我們不妨詰問,在「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的社會氛圍之下(這裡的「我們」和「我哋」又是誰?), 甚麼人還有發聲的權利,是不是真愛無敵(好撚鍾意)就可以無視英雄救美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與性別幻覺。…
香港的時代證言:紀錄集體的記憶意志,提醒世人不要遺忘──《民現》 文// 黃涵榆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當我在六月初從網路社群媒體得知香港中文大學彭麗君教授的《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文後引為《民現》)的出版訊息(原為英文著作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我在知識和情感的層次上都受到頗大的震撼。 雨傘運動在形式上可計算的時間似乎已經結束,但是它所傳達的訊息、激發的追求民主的慾望和動力、對於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衝擊和啟發,都朝向未來開放,是進行中的、是將臨的。 做為一個研究過安那其和佔領運動的學術工作者和關心香港民主抗爭的台灣人,我對於彭麗君教授能有勇氣書寫這樣的一場運動或是尚在進行中的歷史過程感到相當佩服。我等不及台灣通路鋪貨之前,就立刻透過網路向手民主版社訂購這本書,也因此和主編譚以諾結緣,能有機會和讀者們分享一些想法。 《民現》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我其實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將雨傘運動放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以來全球一連串佔領(或「起義」)行動的脈絡之中,這些行動在起源、動員方式、訴求與目標等面向各具殊異性,共同點在於個體進行集體抗爭,催生政治行動的共同體。 第二部更貼近雨傘運動本身,探討與運動相關社交媒體、藝術創作、紀錄片和影像生產。第三部則回到普遍化的理論高度,從都市權、自由與其規限、法治等角度反思雨傘運動及其後的反逃犯條例(在台灣通稱「反送中」)抗爭。…
論「攬炒」的共同體 — 評《民現》現身的政治 文//龍子維 這是一本既過時、又合時的著作:成書的源起是雨傘運動,書中極力討論共居佔領的模式及其政治意涵,在香港國安法落實的時空,連六四晚會也無法舉辦的情況下,佔領大抵不會再出現;合時的地方在於,當一國兩制正式步入歷史,支撐香港人走過數十年的政治論述全數解魅的時刻,借用阿倫特(Hannah Arendt)現身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的概念,理解此時此刻仍在運動現場現身的群眾,則似乎是仍希望與香港這城市共命運者的必要探索。 「現身」作為公共政治的宗旨 記得在去年 7.21 前,何桂藍曾經在一場文化沙龍提及過「沒有臉孔的抗爭」這觀察,參與反修例運動的人戴上口罩面具,Facebook 出現大量轉名的風潮,「手動轉」成為交流抗爭信息的 hashtag。如果說現身行動是執意投身政治運動的體現,那麼匿名隱身的情況,又應該如何理解? 《民現》一書的作者彭麗君,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她 2015 年到訪柏克萊,受其師承阿倫特的論文指導老師(是阿倫特學生)啟發,開始有系統地閱讀阿倫特著作,以回應香港的雨傘運動。本書為中譯本,彭教授本來希望刪去與阿倫特及其他文化政治理論家的對話,但譯者李祖喬卻認為理論的部分很有意義而建議保留下來,形成本書集理論、訪談、觀察於一身的獨特風格,與市面一般以第一身角度反思運動的著作截然不同。 作者引用阿倫特的理論,提出兩種層次的「現身」政治:其一是可見與被見、可聽與被聽、可觸摸與被觸摸的根本特性;其二是涉及自由行動者,以政治行動體現自由行動者之間互動的終極關懷。 資料圖片,2014年金鐘佔領區 《民現》本來借用阿倫特來解釋雨傘運動的佔領特質,強調佔領空間的政治性,是由眾多意志堅定的獨立行動個體開闢,形成一個執意和自主的空間(space…
民眾的「現身」——香港如何在帝國博弈間尋找城市自主 文//彭麗君 收到「《端傳媒》X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欄目編輯約稿,希望我可以介紹一下自己新近出版的雨傘運動著作(Pang Laikwan,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The Chinese Cinema Book (2nd Edition) This revised and updated new edition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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